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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私盐市场的路径依赖：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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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事实出发，分析清代私盐市场形成的策略与路径后，我们当然有必要继续分析该路径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所述，并非时间序列上的路径依赖，而是逻辑顺序上的路径依赖，在历史的时间序列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潘进的故事，本身就是路径依赖的表现，此类故事，早在汉唐时代即已屡见不鲜，本书将其当成市场形成之方式、策略与路径的典型案例，其实是基于对历史文献的统计学意义的理解而选择的一种叙事策略[92]，历史文献中此类故事的记载不少，但详细如此的则不多，而私盐市场的形成路径，恰好又可以看成是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经验事实与逻辑结合的实验场。
因此，将史料记载颇为翔实的潘进故事当作逻辑上市场形成的起点，从市场嵌入社会理论出发，深入探究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路径与逻辑，未尝不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可行选择。
在这样的理解之下，现在我们回到与潘进故事同时代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湖南和广东。
在某些中下层地方官员及盐务官员与广东盐商“暗通款曲”
的同时，两淮与两广盐务之间的“淮粤之争”
也在如火如荼地上演，双方角力的主角主要是两个盐区的高级官员。
不过，由于这一角力时间跨度很长，本书篇幅所限，无法全面展开讨论，并且在逻辑结构上，也无必要展开全面讨论。
因此，本书仅就其中与潘进经营乐桂埠的时间段比较接近的嘉庆、道光年间进行分析，并且着重讨论其中的“熬锅”
纷争。
所谓“熬锅”
，即广东盐商设在粤北官盐店的用来煎熬食盐的铁锅。
清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两广所产食盐全为生盐，即晒扫之盐，色白，无须煎熬可直接食用，淮盐则为煎熬后之熟盐，色灰黑。
淮粤边界市场上流通的食盐，一睹即知淮粤，极容易判断是否走私。
但嘉庆十二年（1807），广东方面提出食盐从广州运输到粤北的过程中，常常会有“海船舱底之盐，名为扫舱；埠中进出渗漏之盐，名为地砂，色黑难卖”
，为避免损失，两广总督吴熊光奏准“连盐包烧灰淋出卤水，以之熬出熟盐，在近村零卖”
，是为广东盐商可将生盐熬熟之开始。
[93]从此，淮粤边界市场上的淮粤官盐，在外观上可以没有明显差别，这为粤盐北进淮盐地界提供了事实上的方便。
这个政策的出台，实在非常暧昧。
毕竟它主要只在广东北部淮粤边界实行，连属于两广盐区、运盐道路更偏远的广西西部地区，暂时也未见到相关记载。
这似乎在暗示，该政策完全就是广东盐商与官方合谋，希望借此将盐运入淮盐地界而出台的。
若事实果真如此，这应该是最大规模的“官私”
，而且丰富了上文所论述的私盐市场形成路径的细节，证实了上文提出的“两广盐区官方允许乐桂埠超售”
的推测。
在制度上，嘉庆、道光年间两广盐区实行的是狭义的“专商引岸”
制，盐引额直接分配到每个盐商的埠地。
如果不得到两广盐区的官方许可，乐桂埠的超售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因此，潘进以及商名“孔文光”
的盐商联合彭应燕，将广东官盐大量走私到衡州府等地，广东官方的允许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而这一政策的出台，已经暗示广东官方对此类行为的实际支持。
正如前文所指出，有清一代，两淮盐区一直有周边盐区的食盐渗透进入。
在淮盐畅销的形势下，淮区盐政官员和盐商对此相对能够容忍。
但是，一旦淮盐利润下降、销售困难、欠课趋势加重，他们就会要求朝廷限制邻盐渗入。
乾隆末年起，清廷军费剧增，盐政再次顺理成章地成为扩大财源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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