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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不断向盐商增加种种摊派，本已积弊重重的两淮盐政，更是雪上加霜。
嘉庆伊始，盐引、盐课壅滞现象越来越严重。
嘉庆二十四年（1819），湖广、江西额定行销食盐105万引，无商认领的盐引已达25万。
道光二年（1822），两淮盐课积欠已达4300多万两白银，道光十年（1830）盐课积欠再攀新高，达到6300万两白银之巨，为两淮盐课20年的总额，几近清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
因此，两淮盐官和两淮盐区的地方官，发起新一轮对周边盐区官盐走私进入淮界的反击，以求减轻邻私的冲击。
而这个时候，恰好广东官盐除了在湖南南部乐桂埠等地极为畅销外，在其他地区也全面滞销。
乐桂埠等地官盐的畅销，自然也就使两广盐区顺理成章地成为两淮盐区官员们反击对象的一部分。
嘉庆十九年（1814）十一月初一日，湖广总督马慧裕、湖北巡抚张映汉、湖南巡抚广厚、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四人联衔上奏，要求“仰恳圣恩，敕下接壤两湖之川、粤、陕、豫各督抚，嗣后凡邻近楚省边界之州县止准行销额引，不准将别州县之引融销于邻楚边界州县”
[94]，明确要求邻盐不得将淮盐边界地区作为其盐区拓展食盐销售的对象。
显然，如前文所述，由于淮界地域广，在周边地区，其食盐与邻近盐区的食盐存在明显的比较劣势，淮盐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符合市场实际的。
事实上，周边盐区也不断有邻近盐区的官盐走私进入淮界。
嘉庆二十二年（1817），湖广总督庆保曾有奏章谈到粤盐北进的情形。
他说，“本年六月以来，衡州府属各州县拿获私盐十余起，皆系粤东透漏。
……近来湖南郴桂等八埠以及例食仁化埠之桂阳、桂东、酃县各处子店甚多，以永兴县属杉树下地方，熬户（指安设熬锅煎熬粤盐的商户——引者注）群集，距安仁不上十里，又近接茶陵、耒阳、清泉、衡山等州县，在在可以透漏。
其余近接淮纲地面，更有囤户窝藏，大伙贩卖，侵灌下游”
[95]，以致“永州、宝庆虽存淮引之名，并无行销之实”
[96]。
因此，从情理上说，马慧裕奏折所提之要求，完全是合理的。
但是，马慧裕等人的这一提案由于周边各盐区反对，并未得到执行。
从此，广东盐商的“熬锅”
就成为淮盐区官员们在盐务问题上最为恼火的事情之一，从而成为当时淮粤盐务纷争中的核心问题。
据目前所见史料，淮粤熬锅纷争始于嘉庆二十年（1815）。
是年，粤盐区的湖南郴州永兴县民黄荣漋控诉一名叫李文煌的人贩卖私盐，称其盐来自广东盐商，云：“广东乐昌埠商孔文光所管十一埠，九埠在湖南，两埠在广东地方，各有子埠，设有炉灶，熬盐销卖。”
[97]得知此消息后，正在为盐务问题焦虑不安的两湖官员们感觉找到了邻盐入侵的证据，既然上一年对付周边邻盐的奏本因为各省反对而未施行，那这一证据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为此，湖广地区对盐务负有责任的官员们立即抓住此事不放，把案件从李文煌个人贩卖私盐，变成对广东官盐“化官为私”
进入湖南的反击战，最终形成两个盐区之间的“淮粤熬锅之争”
。
永兴地方官审理此案后，将广东盐商“孔文光”
在邻近淮盐边界的湖南南部地区熬制食盐的消息层层上报，最终交由湖广总督马慧裕处理。
马慧裕对此甚为担忧，他认为：“粤盐色白，淮盐色黑，诚恐该商等煎熬粤盐等为名，任意多熬，搀和沙土，充作淮盐，越境售卖，不可不防其渐。”
[98]而且，马慧裕发现广东盐商“孔文光”
所管湖南各埠，均设有子埠，子埠设有子店，“每子店应设炉灶若干口，每口应熬盐若干斤，均无定数”
，马慧裕认为，粤盐的这一销售格局，“易滋私熬充塞，滋生事端”
。
[99]显然，马慧裕抓住了该事件的核心问题。
广东盐商的这一做法，对于粤盐北进渗透到淮盐地界，并且使粤北和湘南地区成为两广盐区唯一的食盐畅销区的作用肯定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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