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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书面化的散文”
。
那是孜孜不倦地训练与模仿的产物。
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艺术散文的主要特征在于，其风格依赖于作者为将要处理的特定题材预先做好的选择。
作者必须决定适合这项写作任务的文体层次（拉丁文中的genusdidi或希腊文中的charakēr）；常用的分类标准会区分“崇高”
“平正”
和“雅致”
三种风格，但这绝不是唯一可能被使用的范畴体系。
无论如何，作家们会对词汇做出选择，而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辈的同类文学作品或相关著作影响；他们还要选择句式结构，决定是使用绵长繁复的“完句”
还是较为简洁的形式；并且，最令现代读者惊奇的是，他们甚至要选择作品的行文节奏。
某些句尾（拉丁文里说的clausulae）分布的规律见于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散文；不过，希腊化时期修辞学家和他们的罗马人学生们，似乎将这种已成为我们研究的该时代作家第二天性的写作习惯做了系统化和强化。
诚然，大部分罗马史学家和部分希腊哲学家们确实打破了所有已知的戒律；但这本身也是一种由体裁决定的选择行为。
塔西佗在其《修辞学对话》中采用了规范的西塞罗式“完句”
，但在其史学作品中就没有使用。
昆体良（9.15.8）则将这种传统偏好理性化——可能是基于他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声称史学叙述的速度会使得富于节奏感的完句显得不够协调，因为这种句式会使整个情节的发展缓慢下来。
艺术散文在当时已有悠久的历史。
它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演说家们那里发展而来，一方面使散文多少具备了诗歌的庄严和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表意明确、风格优雅的书写用语（graphikēlexis：亚里士多德是讨论这一话题最重要的理论家）。
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它以多种形式存在，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工具。
它不仅被应用于高雅的文学体裁——史学、演说术和文学性书信（belles-lettres），也是大量技术性和教育性作品的书写载体。
狄奥尼修斯的《遣词法》、“朗吉努斯”
的《论崇高》、奥纳桑德的《论将才》都是希腊语中的典型例子，也都创作于公元1世纪；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其中只有医学分卷留存至今）、科路美拉论农业的作品、昆体良的修辞学手册则是同一时代里用拉丁文写成的此类著作。
然而，当时也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品，其中的书面化标志已经消失，看上去“文采”
缺缺：维特鲁维乌斯用拉丁文写的《建筑》和阿里安用希腊文写成的《爱比克泰德论文集》便是这类作品中的著名例子。
这种书面色彩的缺失经常是有意为之的。
阿里安用色诺芬的阿提卡方言写了《亚历山大远征记》，而他关于印度的著作是用希罗多德的爱奥尼亚方言写成的。
因此，正是基于同样的媒介择取标准，他选用公元前1世纪的技术性语言来记载奴隶出身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讨论，因为其中的思想本来就是用这种语言表达的。
文学批判和修辞学：衰落的迹象
奉行这样严格的书面写作规范，并同教育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文学注定是自觉的和自省的。
这一时期成为文学批评的伟大时代不足为奇；尽管严格说来，它并非创造文学理论的伟大时代。
特别突出的是，文学作品的进步和衰落都得到了世人的密切关注。
有些人看到了进步，更多的人看到的则是衰落。
这是一种传统的悲观主义，是一种跟荷马、赫希俄德一样古老的思想，即“世风日下”
在文学领域的应用。
这种看法通常很适合论辩的需要，但其提出者的态度也未必是不真诚的。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屋大维取得阿克兴战役胜利（公元前31年）后不久便来到罗马。
他在那里定居，其工作内容包括教授修辞学、进行文学批评和创作一部详尽的早期罗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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