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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中国文学的激变
白池云：您刚才以四种颜色来概括中国文团的情况，我想把前面三个搁置一下，先谈谈“白色的”
文学。
因为现在韩国读者接触到的也是这一块。
那您对现在的白色文学怎么评价？
韩少功：谈到这一点，我是非常矛盾。
中国文学有很好的成长条件。
第一，起码它市场很大，十三亿人口，这作家们的幸运，相对于冰岛的三十万人口，丹麦的四百万人口，瑞典的九百万人口，希腊的一千万人口，中国的大市场也有利于翻译，可以养活大规模的翻译队伍，便于向世界各国学习，包括把日本、韩国的文学引入中国。
第二，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打打折扣，也有三千年的文字记载史，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东西南北还分布了五十六个民族，生活形态五花八门，为作家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资源。
第三，中国近一百年来有特別多的灾难、特别多的危机、特别多的痛苦，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激进的资本主义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素材资源。
有事故，才有故事。
一个特别管理有系、和平安康的社会其实不容易产生文学的。
相反，“不平则鸣”
呵，“悲愤出诗人”
啊，一个动**不安、灾难频发的百年，倒可能成为文学生长的强大动力。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寄予很大的希望。
事实上，中国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不错的作家。
不过，中国这一百年对自己的文化也伤害太深。
白池云：这不是很矛盾吗？您不是说有折腾和痛苦才是产生好的文学吗？
韩少功：我的意思是，文化需要一种积累，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明显不足。
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自杀是“文革”
。
那时候读书很危险，独尊革命，罢黜百家，大学全部关门，书店里空空****，可说是一片文化沙漠。
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自残，是开始市场经济以后，全社会狂热地拜金纵欲，连很多教授也不读书了，商业化了，市侩化了，文化的精神品质下滑。
我把前一种情况称叫狂热的“极权主义”
，把后一种情况称为狂热的“极金主义”
。
但它们在伤害文化、否定文化这一方面，有共同的效果。
白池云：既然谈起了“文革”
，我想再听一些。
您刚才说“文革”
时代的学生，读书的修养甚至比现在的年轻人高。
可是，当时是那么封闭的时期，他们从哪里找到国外的作品？
韩少功：当然不是全部，我是指一部分人。
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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