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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真正推动私盐大规模流通的，是具有规模效应的船运批发。
但政府对此戒备森严，相应地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对付船运食盐的大私盐贩，而对肩挑背负，翻山越岭的挑盐人群的监管则相对较为松懈，有时候即使制裁这些小贩，主要也是为了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
在这样的情景下，长距离船运私盐贸易的交易成本直接大幅提高。
这是因为：首先，船运目标单一且较大，不易躲避政府或者官商的缉私力量；其次，为了运输顺利，私盐商需要应对沿途码头差役的明目张胆的勒索；最后，到埠地后，私盐商同样还要应对埠头的牙行、当地差役、无赖等的勒索。
面对这些问题，盐商的应对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自己组织武装护航。
但这必然会被官府斥为“盐枭”
而严行缉拿，因此，“盐枭”
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组织强大的力量，让一般巡缉力量不敢抓捕；二是向官兵行贿，即文献所称“至于大伙枭贩，则虑其拒捕，或畏难放纵，或受贿得钱”
之情形。
第二，与地方势力合作。
所谓“陆路有寄顿之窝家，水路有接运之小艇”
，即此之谓。
第三，最为稳妥的或者说最完美的办法是和官方合作，或者由官方的人亲自来做生意。
陈宏谋说“不知官船之带私更甚更多”
所指正是此类事件。
此外，私盐商之间同样存在竞争，他们也希望建立新一层的垄断，来击败对手。
而建立此垄断最好的方式仍是与官府合作，“藉官行私，隐射图利”
。
综上所述，考虑交易成本之后，我们就再不能用简单的价格差导致贸易发生这样的逻辑去思考市场形成的问题。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私盐确实反映了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动力，但它却并非完全以自由市场的形式展开贸易；而更重要的是，私盐贸易要取得成功，大规模的船运贸易才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但船运贸易面对诸多交易成本，最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就是寻求与官方的合作。
而从事大规模船运私盐贸易的私盐商，必然希望击败对手实现垄断，实现垄断的最佳方式，仍然是与官方合作。
因此，成规模的私盐贸易过程，必然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着的、循环地诉求于官方的进程。
下文将论述，这样的逻辑，其实也适合传统中国一般商品的贸易历史。
总之，从私盐的来源和食盐流通过程来看，私盐的贩运和买卖，由食盐这一商品的特殊性质所决定，非常典型地受到王朝食盐专卖制度的影响，既表现出市场对专卖制度的挑战，体现市场自身的力量，又不能完全成为自由流通的市场商品。
私盐流通，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生动表现，寻求与官方的合作，是私盐商最为典型且有效的行为方式，这反映了政府干预下市场的特定形态。
在我们的研究路径上，它是在已经存在市场贸易的基础上展开的市场交换。
其贸易，既体现了理性经济选择的逻辑，更表现出非理性选择的特征。
因此，我们再次确认，私盐贸易是探讨传统中国市场形成逻辑的最佳实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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